中新社北京3月3日電 題：如何從新聞發布讀懂中國兩會？

　　——專訪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院長、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程曼麗

　　作者 崔白露

　　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即將拉開帷幕。今年正值中共二十大之后的“開局之年”，中國兩會又逢換屆，中外輿論高度關注。中國兩會為何吸引世界目光？兩會的新聞發布工作經歷了怎樣的歷史沿革？如何進一步走向開放、透明？

　　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的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院長、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程曼麗表示，中國兩會的新聞發布制度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不斷發展完善，觀念更加先進，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為多樣，在促進政務公開、優化國家治理、滿足國內外公眾信息需求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即將進入“兩會時間”，中外輿論高度關注，中國兩會為何吸引世界目光？

　　程曼麗：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既是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觀察和了解中國的一扇窗口。中國兩會的議題涉及中國發展的方方面面，也是政府信息發布場次最多、頻度最高、內容最豐富的平臺。

　　兩會的影響早已超出中國，每年都吸引世界關注。其重要性日益凸顯，與中國在全球政治和經濟領域中地位的不斷提高關系密切。作為在全球化進程中發展起來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今天的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緊密相連。伴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面對全球不斷增多的各類風險挑戰與不確定性因素，中國的內外政策走向也牽動著世界目光。因此，除國內受眾外，外國政要、媒體、專家學者也借助兩會了解中國發展，感知中國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和未來走向。讀懂“中國兩會”，就是讀懂“中國故事”。

　　中新社記者：中國兩會的新聞發布工作，經歷了怎樣的歷史沿革？

　　程曼麗：中國兩會的新聞發布工作，可追溯至40年前的改革開放初期。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很少用新聞發言人的形式來發布新聞，這期間只舉行過少數幾次記者招待會。例如比較有影響的有：1965年9月29日，時任外交部長陳毅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駁斥美蘇超級大國對中國實行的軍事包圍，共300多名中外記者參與了采訪。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當時，國際社會迫切想要了解中國，中國也希望向世界傳遞積極開放的信號。在這一背景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項重要舉措，中國新聞發布制度應運而生。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聯合發布《關于實施<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和加強對外國記者工作的意見》，要求外交部和對外交往較多的國務院各部門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發布新聞。1983年3月1日，新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被正式任命為外交部發言人，舉行了首次發布會。1983年4月23日，中國記協首次向中外記者介紹國務院各部委和人民團體的新聞發言人，正式宣布中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

　　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一年，中國兩會首次舉行新聞發布會，時任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副秘書長曾濤、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副秘書長孫起孟，成為兩會首任新聞發言人，向中外記者發布了關于召開兩會的新聞。

　　此后，兩會的新聞發布工作持續改革，不斷開放，一直延續至今，并在內容和形式上不斷完善和創新。例如，1988年中央電視臺首次通過電視直播的方式報道中國兩會記者招待會；1993年起，國務院總理記者會實現常態化、制度化，自此總理答記者問成為兩會備受矚目環節；隨著互聯網時代到來，中國兩會于2004年首次開啟網絡直播，媒體也開始通過網絡訪談等方式采訪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2014年的中國兩會被稱為“首個微信時代下的兩會”。這一年，全國人大信息中心和政協大會新聞組首次啟用了微信公眾號對外發布信息。從政府新聞發布到代表交流，再到媒體采訪和會場直播，微信進一步提升了兩會信息傳遞、新聞報道的便捷性和開放度。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中國兩會的新聞發布制度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發展完善，觀念更加先進，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為多樣，在促進政務公開、優化國家治理、滿足國內外公眾信息需求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中新社記者：除新聞發布會之外，部長通道、代表通道和委員通道也是中國兩會的一大亮點，各部委相關負責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走上通道，直面關切、現場應答，其作用是什么？

　　程曼麗：部長通道、代表通道和委員通道的出現，為中國兩會新聞發布增添了一抹亮色。

　　2013年之前，媒體與部委負責人直接接觸的機會較少，記者還只能在他們經常出入場的通道上，以“圍追堵截”的方式進行短時間采訪。2014年起，中國兩會開始有專人負責安排部委領導在部長通道上接受采訪，不僅架起了一座政府部門與媒體、公眾之間的溝通橋梁，也反映出政府主要負責人積極主動回應關切、坦誠交流的責任意識。

　　雖然部長通道已成為傳遞政府信息的重要橋梁，但來自基層的人大代表和各專業領域的政協委員人數更多，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因此，自2018年起，除了按慣例開通部長通道之外，中國兩會還開啟了代表通道和委員通道，令人耳目一新。各方代表委員中，有來自一線的工人、農民、專業技術人員、基層干部等，也包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代表，他們在通道上亮相，直面鏡頭，直抒民意，講述心聲，展現風采。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部委相關負責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兩會期間走上通道，以近距離采訪這種更接地氣的方式發布權威信息、直面社會關切、現場回應難題，展現主動、自信、負責任的態度，既增加兩會信息發布量，又提升了信息公開度，既滿足國內公眾信息需求，也回應國外公眾需求，體現了中國兩會積極主動、開放透明的理念。

　　中新社記者：全媒體時代，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和媒體融合快速發展，新媒體和新技術在中國兩會的各個環節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人人都是參與者”的輿論環境，也對新聞發布工作帶來新挑戰，提出新要求。中國兩會如何應對這一變化？

　　程曼麗：從中國兩會新聞發布的歷史發展脈絡中，可以明顯看到新媒體、新技術在兩會的整體進程及各個環節中所發揮的作用。

　　技術手段的更新和媒體的融合發展，使兩會信息得到更為充分的呈現和更大范圍的傳播。從最初的現場新聞發布，到電視直播，再到網絡直播、云直播，甚至到全息影像，中國兩會的新聞發布方式日新月異，越來越開放、便捷、高效、透明。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時代的輿論環境，也給新聞發布工作帶來一定挑戰。所謂“人人都是參與者”，意味著每個人利用自媒體，可以成為新聞傳播的參與者。就兩會來說，過去公眾在關注兩會信息和政府政策的同時，如果對一些具體問題有想法和訴求，他們的聲音很難直接傳至兩會現場，或通過新聞媒介實現廣泛傳播。但這些觀點并不意味著不重要，其中一些訴求很真切，值得社會關注。當前，社交媒體的出現以及網民的意見參與，使得公眾輿論的形成過程大大縮短，讓民眾觀點和訴求得以廣泛傳播，由此引起各界關注，有利于傳達民意和解決訴求，但短時間內因量的急劇增加而發生質變的不可控、不可測、不可逆的過程，也可能形成負面社會輿論，并給政府的信息發布、信息管理和輿情應對帶來一定挑戰。

　　因此，信息化時代下的新聞發布工作，既要積極主動、及時有效地提供信息，滿足國內外公眾信息需求。也要保持敏感度，認真對待社會輿情和民眾訴求，尤其是民眾急難愁盼的問題，更應及時回應關切，做好釋疑解惑和雙向溝通，讓新聞發布更接地氣，更有實效。(完)

　　受訪者簡介：

　　程曼麗，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院長，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執行會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崗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首席專家。主要研究領域為新聞傳播史、國際傳播、海外華文傳媒，出版《＜蜜蜂華報＞研究》《海外華文傳媒研究》《對外傳播及效果研究》《國際傳播學教程》《外國新聞傳播史導論》《從國際傳播到國家戰略傳播——程曼麗研究文集》等著作、教材，發表學術論文三百余篇。

　　2003年起受委托參與國家各部委，各級政府、黨委新聞發言人培訓，參加對主流媒體外派記者、“走出去”企業負責人以及孔院院長、教師的培訓。2019年隨國家“一帶一路”跨部委聯合工作組赴沿線國家考察，對當地中資企業負責人進行輿情應對方面的培訓，2020年新冠疫情后持續進行相關線上培訓。